在旧中国，由于通货贬值，物价飞涨，投机倒把就成为官僚资产阶级追逐暴利、掠夺财富的主要办法。币制的不稳，使黄金银元外币充斥市场，于是滋生了一批专门从事金银买卖的投机分子。他们以银行钱庄为据点，专门以倒卖金银为业，兴风作浪，扰乱市场，常常成为物价波动的先导。解放后，他们不顾人民政府的警告，利用国家物资短缺和人民币立足未稳的机会，继续进行金银投机活动，使金银黑市价一日三涨。这种资产阶级的金融投机主要在大城市，特别是在上海。从上海解放到6月9日，短短的13天中，黄金上涨2.11倍，银元上涨1.98倍，物价随之上涨2.7倍以上。买卖活动中也大都使用金条银元，使人民币的通货地位和信誉受到严重的冲击。对此，各阶层的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。

为了打击金融投机活动，稳定市场，各地党政部门一方面发动广大工人、学生开展宣传活动，揭露金融投机的危害性和投机破坏分子的阴谋，另一方面严令禁止金银的流通使用和私自买卖，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。对非法的金银投机活动和机构，则严加取缔。1949年6月10日，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与支持下，经党中央批准，派公安部队包围并占领了金银外币投机的大本营——上海证券交易所，逮捕并法办了操纵市场、破坏金融的首要投机奸商238人。其他各地也先后逮捕处理了一批投机分子。经过这一打击，金银投机活动基本被制止了，市场得到了初步的稳定。

“银元之战”败后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并没有受到重大打击，还不服气。那时，物价不稳定，粮食和纱布往往代替货币充当筹码，成为囤积的对象。于是投机资本家又把眼光转到粮食和纱布上，他们囤积居奇、哄抬物价、捣乱市场，先后掀起了四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涨风，其气焰极为嚣张。为了反击投机资本家的猖狂进攻，在陈云的亲自主持下，部署了全国性的统一反击行动。陈云起草的中财委给各地党委的指示强调指出：应在这次行动中给投机资本家以“教训”。

这次反击的特点，主要是运用经济措施，依靠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，挫败投机资本。做法是：调集大量商品，选择有利时机，集中抛售，平抑物价，打击投机。陈云认为，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，是稳定市场、控制物价不可缺少的手段。他提出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，掌握棉纱以稳住农村，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乘机兴风作浪的方针。当时，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，我们建立起了强大的国营经济，并拥有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机构，控制着大份额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，为我们战胜投机资本，控制市场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。党和政府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这一优势，给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，有效地平息了他们掀起的涨价风。如1949年11月，当投机资本家掀起涨价风，活动异常猖狂之时，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、棉纱和其他主要物资，经周密准备，按照中央统一部署，于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，按国营牌价大量抛售，到26日就使物价下降，稳住了市场。投机资本家不得不把抢购囤积的商品吐出来，赔本出售。这次行动给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，有相当一批投机资本家破产，显示了共产党搞经济工作的能力。上海工商界人士说：“六月银元风潮，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，此次(米锦之战)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，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。”

运用行政力量加强市场管理和金融管理，是打击投机倒把活动，控制和稳定市场不可缺少的措施。在陈云和中财委的具体指导下，将足以带动市场物价的主要物资置于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之下，集中进行交易;政府对交易市场实行整顿，建立管理机构，审查交易员，实行凭证入场制度，场内一律现金交易，禁止买空卖空和场内转帐;保护国营商业的牌价不受私商破坏，成为市场上的领导价格，对没有牌价的商品则采取议价、核价制度;对投机倒把扰乱市场者，严加处理。同时国家加强金融管理，收紧银根;征收税款，收缴公债款，要求资本家按时发工资而不准关厂;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。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措施，对取缔和限制投机活动，控制物价涨风，起了重要作用。

除此之外，人民政府还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，健全税收机关和加强税收工作，开展折实存款，回笼货币，以紧缩通货，稳定物价。陈云在1949年12月2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《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》的报告，并具体起草了《公债和钞票的发行计划》。